公告显示，泰诚财富在销售“泰诚大通朱雀 14 号私募投资基金”时股票加杠杆，累计超过两百人；且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未事先向大连证监局备案；同时，泰诚财富未完整保存私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方面的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

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超九成私募基金仓位过半，更有两成以上私募处于满仓状态。近期私募调研也颇为积极，距离2020年收官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私募正摩拳擦掌备战年末行情。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45%，5年期以上LPR为3.95%，均与上期持平。作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之“锚”，LPR保持不变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发生了改变？近期，相关部委负责人与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

把握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4%，M_2同比增长7%，均高于名义GDP增速；5月份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67%，处于较低水平；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7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15%，聚焦支持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有力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回顾货币政策及成效时，强调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位降温，但仍有较强的黏性。欧洲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降息，另外一些央行还在观察，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也会降息，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金融支持。”潘功胜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潘功胜强调，在调控中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央行权衡长短期目标的最主要体现是坚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应对短期冲击，金融总量指标增速快于名义经济增速，融资成本显著下降，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同时，政策出台及操作也留有余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货币政策力度才能逐步回归，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中长期目标持续推进。

围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央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把握好力度和节奏，是综合考虑稳增长与防风险后的选择。总量上努力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保持货币信贷与实际需求匹配，同时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价格上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稳健经营，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结构上引导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银行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并自担风险。

对于统筹内部与外部均衡，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货币政策首先立足国内发展。在政策周期错位下，我国货币政策顶住了外部政策收紧压力，降准降息创造宽松环境，支持扩大了国内有效需求。发达经济体前些年长期实行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近年来为解决高通胀问题又快速大幅加息；我国一直坚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既保持对实体经济足够支持，又避免大放大收，不会对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带来冲击。

价格型调控发挥更大作用

在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还分享了对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思考。他提到，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需要关注和调控一些中间变量，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多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而我国采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的办法。

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型，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志。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美、欧、日央行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都曾出现过金融脱媒加速，数量目标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下降的过程，并逐步淡化数量中介目标，转向价格型调控。近期，金融总量数据受“挤水分”、理财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阶段性下行，可能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进入转型时刻，要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作用。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总体上能够比较顺畅地传导。”潘功胜说，但也有一些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央行政策利率的品种还比较多，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利率关系也比较复杂。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来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调控短端利率时，央行通常还会用利率走廊工具作为辅助，把货币市场利率“框”在一定的区间。目前，我国的利率走廊已初步成形，上廊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总体上宽度比较大。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

不过，这也伴随着一定权衡，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合意区间不是特别明晰，心中不是非常托底。业内人士认为，下一阶段，随着金融总量目标淡化，价格型调控将在货币政策实施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适当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向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是很有必要的。

“从近段时间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看，市场利率已经能够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波动区间明显收窄。如果未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需要也有条件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让市场心里更托底。”潘功胜说，除了需要明确主要政策利率以外，可能还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

持续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

6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区域中心正式启动。上海中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设立的区域中心之一，旨在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为区域内经济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支持，维护全球和区域金融稳定。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积极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补短板，金融外汇领域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举措在上海率先落地。”国家外汇局局长朱鹤新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金融机构和资本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大幅增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坚定不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也希望上海的探索能够为全局积累更多经验。”朱鹤新表示，将加强四方面工作。

首先，提升资本项目开放质量，为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修订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将进一步简化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管理，支持壮大耐心资本；支持境内机构开展跨境投资，近期已向53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额度合计22.7亿美元，着力满足居民境外投资合理需求。此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业务等方面的工作也将持续推进。

其次，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支持。具体来看，就是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外汇服务，促进跨境贸易投资外汇便利化，增强经营主体获得外汇服务的便利度、满足感，更好支持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联动建设。拓展科创企业跨境融资，更好服务跨境资本进入退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再次，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推进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高层次协同开放。鼓励上海依托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与尽职免责等政策，探索“越诚信、越便利”的外汇管理模式，有序将上海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复制推广。

最后，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上海金融资源集聚和辐射的连续性、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股票加杠杆，深入参与国际金融协调合作和全球金融治理，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经济日报 记者 姚 进)